《韩非子·五蠹》

宋国有个农夫正在田里翻土。突然，他看见有一只野兔从旁边的草丛里慌慌张张地窜出来，一头撞在田边的树墩子上，便倒在那儿一动也不动了。农民走过去一看：兔子死了。因为它奔跑的速度太快，把脖子都撞折（shé）了。农民高兴极了，他一点力气没花，就白捡了一只又肥又大的野兔。他心想；要是天天都能捡到野兔，日子就好过了。从此，他再也不肯出力气种地了。每天，他把锄头放在身边，就躺在树墩子跟前，等待着第二只、第三只野兔自己撞到这树墩子上来。世上哪有那么多便宜事啊。农民当然没有再捡到撞死的野兔，而他的田地却荒芜了。

[提示]

这是一则脍炙人口的寓言故事。兔子自己撞死在树墩子上，这是生活中的偶然现象。宋国那个农夫却把它误认为是经常发生的必然现象，后落得个田园荒芜，一无所获。不靠自己勤勤恳恳的劳动，而想靠碰好运过日子，是不会有好结果的。我们一定不要做“守株待兔”式的蠢人。

[原文]

宋人有耕田者。田中有株①，兔走触株②，折颈而死。因释其耒而守株③，冀复得兔④。兔不可复得，而身为宋国笑⑤。——《韩非子》

[简译] 从前宋国有个农民，他的田地中有一颗树桩。一天，一只跑地飞快的兔子撞在了树桩上，扭断了脖子而死。从此，那个农民荒废了他的耕作，天天等在树桩旁，希望能再得到只兔子。当然，兔子是没等到，他自己却成了宋国的笑柄。

[注释]

①株——露出地面的树根和树茎。

②走——跑，逃跑。

③耒（lěi）——古代的一种农具，形状象木叉。

④冀——希望。

⑤而身为宋国笑——而他自己却被宋国人耻笑守株待兔儒以文*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此所以*也。夫离法者罪，而诸先王以文学取；犯禁者诛，而群侠以私剑养。故法之所非，君之所取；吏之所诛，上之所养也。法、趣、上、下，四相反也，而无所定，虽有十黄帝不能治也。故行仁义者非所誉，誉之则害功；文学者非所用，用之则*法。楚之有直躬，其父窃羊，而谒之吏。令尹曰：“*之！”以为直于君而曲于父，报而罪之。以是观之，夫君之直臣，父子*子也。鲁人从君战，三战三北。仲尼问其故，对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养也。”仲尼以为孝，举而上之。以是观之，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故令尹诛而楚奸不上闻，仲尼赏而鲁民易降北。上下之利，若是其异也，而人主兼举匹夫之行，而求致社稷之福，必不几矣。

古者苍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公私之相背也，乃苍颉固以知之矣。今以为同利者，不察之患也，然则为匹夫计者，莫如修行义而习文学。行义修则见信，见信则受事；文学习则为明师，为明师则显荣：此匹夫之美也。然则无功而受事，无爵而显荣，为有政如此，则国必*，主必危矣。故不相容之事，不两立也。斩敌者受赏，而高慈惠之行；拔城者受爵禄，而信廉爱之说；坚甲厉兵以备难，而美荐绅之饰；富国以农，距敌恃卒，而贵文学之士；废敬上畏法之民，而养游侠私剑之属。举行如此，治强不可得也。国平养儒侠，难至用介士，所利非所用，所用非所利。是故服事者简其业，而于游学者日众，是世之所以*也。

且世之所谓贤者，贞信之行也；所谓智者，微妙之言也。微妙之言，上智之所难知也。今为众人法，而以上智之所难知，则民无从识之矣。故糟糠不饱者不务粱肉，短褐不完者不待文绣。夫治世之事，急者不得，则缓者非所务也。今所治之政，民间之事，夫妇所明知者不用，而慕上知之论，则其于治反矣。故微妙之言，非民务也。若夫贤良贞信之行者，必将贵不欺之士；不欺之士者，亦无不欺之术也。布衣相与交，无富厚以相利，无威势以相惧也，故求不欺之士。今人主处制人之势，有一国之厚，重赏严诛，得*其柄，以修明术之所烛，虽有田常、子罕之臣，不敢欺也，奚待于不欺之士？今贞信之士不盈于十，而境内之官以百数，必任贞信之士，则人不足官。人不足官，则治者寡而*者众矣。故明主之道，一法而不求智，固术而不慕信，故法不败，而群官无奸诈矣。

今人主之于言也，说其辩而不求其当焉；其用于行也，美其声而不责其功。是以天下之众，其谈言者务为辨而不周于用，故举先王言仁义者盈廷，而政不免于*；行身者竞于为高而不合于功，故智士退处岩*，归禄不受，而兵不免于弱，政不免于*，此其故何也？民之所誉，上之所礼，*国之术也。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而国贫，言耕者众，执耒者寡也；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战者多，被甲者少也。故明主用其力，不听其言；赏其功，伐禁无用。故民尽死力以从其上。夫耕之用力也劳，而民为之者，曰：可得以富也。战之事也危，而民为之者，曰：可得以贵也。今修文学，习言谈，则无耕之劳而有富之实，无战之危而有贵之尊，则人孰不为也？是以百人事智而一人用力。事智者众，则法败；用力者寡，则国贫：此世之所以*也。>>>>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无私剑之捍，以斩首为勇。是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轨于法，动作者归之于功，为勇者尽之于军。是故无事则国富，有事则兵强，此之谓王资。既畜王资而承敌国之儥超五帝侔三王者，必此法也。

今则不然，士民纵恣于内，言谈者为势于外，外内称恶，以待强敌，不亦殆乎！故群臣之言外事者，非有分于从衡之党，则有仇雠之忠，而借力于国也。从者，合众强以攻一弱也；而衡者，事一强以攻众弱也：皆非所以持国也。今人臣之言衡者，皆曰：“不事大，则遇敌受*矣。”事大未必有实，则举图而委，效玺而请兵矣。献图则地削，效玺则名卑，地削则国削，名卑则政*矣。事大为衡，未见其利也，而亡地*政矣。人臣之言从者，皆曰：“不救小而伐大，则失天下，失天下则国危，国危而主卑。”救小未必有实，则起兵而敌大矣。救小未必能存，而交大未必不有疏，有疏则为强国制矣。出兵则军败，退守则城拔。救小为从，未见其利，而亡地败军矣。是故事强，则以外权士官于内；求小，则以内重求利于外。国利未立，封土厚禄至矣；主上虽卑，人臣尊矣；国地虽削，私家富矣。事成，则以权长重；事败，则以富退处。人主之于其听说也于其臣，事未成则爵禄已尊矣；事败而弗诛，则游说之士孰不为用缴之说而侥幸其后？故破国亡主以听言谈者之浮说。此其故何也？是人君不明乎公私之利，不察当否之言，而诛罚不必其后也。皆曰：“外事，大可以王，小可以安。”夫王者，能攻人者也；而安，则不可攻也。强，则能攻人者也；治，则不可攻也。治强不可责于外，内政之有也。今不行法术于内，而事智于外，则不至于治强矣。

鄙谚曰：“长袖善舞，多钱善贾。”此言多资之易为工也。故治强易为谋，弱*难为计。故用于秦者，十变而谋希失；用于燕者，一变而计希得。非用于秦者必智，用于燕者必愚也，盖治*之资异也。故周去秦为从，期年而举；卫离魏为衡，半岁而亡。是周灭于从，卫亡于衡也。使周、卫缓其从衡之计，而严其境内之治，明其法禁，必其赏罚，尽其地力以多其积，致其民死以坚其城守，天下得其地则其利少，攻其国则其伤大，万乘之国莫敢自顿于坚城之下，而使强敌裁其弊也，此必不亡之术也。舍必不亡之术而道必灭之事，治国者之过也。智困于内而政*于外，则亡不可振也。

民之政计，皆就安利如辟危穷。今为之攻战，进则死于敌，退则死于诛，则危矣。弃私家之事而必汗马之劳，家困而上弗论，则穷矣。穷危之所在也，民安得勿避？故事私门而完解舍，解舍完则远战，远战则安。行货赂而袭当涂者则求得，求得则私安，私安则利之所在，安得勿就？是以公民少而私人众矣。

夫明王治国之政，使其商工游食之民少而名卑，以寡趣本务而趋末作。今世近习之请行，则官爵可买；官爵可买，则商工不卑也矣。奸财货贾得用于市，则商人不少矣。聚敛倍农而致尊过耕战之士，则耿介之士寡而高价之民多矣。

是故*国之俗：其学者，则称先王之道以籍仁义，盛容服而饰辩说，以疑当世之法，而贰人主之心。其言古者，为设诈称，借于外力，以成其私，而遗社稷之利。其带剑者，聚徒属，立节*，以显其名，而犯五官之禁。其患御者，积于私门，尽货赂，而用重人之谒，退汗马之劳。其商工之民，修治苦之器，聚弗靡之财，蓄积待时，而侔农夫之利。此五者，邦之蠹也。人主不除此五蠹之民，不养耿介之士，则海内虽有破亡之国，削灭之朝，亦勿怪矣。

五蠹 指的是什么

韩非所谓五蠹,是指危害国家的五种蛀虫,即学者、言谈者、带剑者、患御者和商工之民。韩非在文章中向君主出谋划策,建议将这五种人彻底铲除。

“五蠹”这一说法早见于《韩非子·五蠹》，是战国末期法家学派代表人物韩非创作的一篇散文。

原文如下：

是故*国之俗：其学者，则称先王之道以籍仁义，盛容服而饰辩说，以疑当世之法，而贰人主之心。

其言谈者，为设诈称，借于外力，以成其私，而遗社稷之利。其带剑者，聚徒属，立节*，以显其名，而犯五官之禁。

其患御者，积于私门，尽货赂，而用重人之谒，退汗马之劳。

其商工之民，修治苦窳之器，聚沸靡之财，蓄积待时，而侔农夫之利。

此五者，邦之蠹也。人主不除此五蠹之民，不养耿介之士，则海内虽有破亡之国，削灭之朝，亦勿怪矣。

因此，造成国家混*的风气是：那些著书立说的人，依托仁义道德来宣扬先王之道，讲究仪容服饰而文饰巧辩言辞，用以扰*当今的法令，从而动摇君主的决心.

那些纵横家们，弄虚作假，招摇撞*，借助于国外势力来达到私人目的，进而放弃了国家利益.

那些游侠刺客，聚集党徒，标榜气节，以图显身扬名，结果触犯国家禁令。

那些逃避兵役的人，大批依附权臣贵族，肆意行贿，而借助于重臣的请托，逃避从军作战的劳苦。

那些工商业者，制造粗劣器具，积累奢侈资财，囤积居奇，待机出售，希图从农民身上牟取*利。

上述这五种人，都是国家的蛀虫。君主如果不除掉这五种像蛀虫一样的人，不广罗刚直不阿的人，那么，天下即使出现破败沦亡的国家，地削名除的朝廷，也不足为怪了。

扩展资料：

《五蠹》全文近四千七百字，是先秦说理文进一步发展的作品，可以反映出韩非文章的一般特点。

作者举出了大量的事实，于对比中指出古今社会的巨大差异，论据充分，词锋锐利，推理事实切中肯綮。

事实上,韩非当时就依稀认识到,经济基础和生产方式的变化,决定着思想观念和上层建筑的变化。因此,治国之策、法律制度应当坚持与时俱进,与社会发展阶段保持一致。

然而,从韩非的观点来看,“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因此,《五蠹》中同样存在许多早已不合时宜的理论,今人如果照单全收,那就成了不折不扣的新时期的守株待兔者。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韩非子·五蠹》

参考资料来源：中国网——今之五蠹当数谁可以私聊我~五蠹( dù )，指当时社会上的五种人：(一)学者(指战国末期的儒家)，(二)言谈者(指纵横家)，(三)带剑者(指游侠)，(四)患御者(指依附贵族私门的人)，(五)工商之民。韩非曰：“此五者，邦之蠹也。”蠹，蛀虫。韩非认为这五种人无益于耕战，就像蛀虫那样有害于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