阚凯力3岁跟着父母去了美国，5岁又回到中国。年幼的孩子学习语言的能力格外的强， 虽只是两年的英语熏陶，却培养了较强的英语阅读能力。就是儿童时的一点基础，没想到在他一生的关键时刻发挥了重要作用。

考上了清华大学，恰好也赶上了中国的文化大革命。阚凯力真正在清华大学电子学系学习的时间只有一年多，之后就被分配到张家口无线电厂，一呆就是好几年。

1976年，阚凯力被召回北京，安排在交通部水运规划设计院作通讯系统设计工作。1978年，全国开始招考文革后的**批研究生。国家教委在邓小平的指示下决定从这批研究生中选拔英语较好者出国留学。凭着离开清华后在工作中的积累和刻苦自学，他成为了北京邮电大学的研究生。借助年幼时的点滴英语基础以及当初培养的浓厚的语言兴趣，阚凯力有幸成为改革开放后**批公派留学生当中的一员。

1979-1984年国家教委首批公派赴美国斯坦福大学留学，获硕士、博士学位。 1984-1986年美国太平洋贝尔公司战略技术评价部经理，负责制定公司的技术发展战略及重大项目评估；曾任国际电信联盟美国代表团成员；曾代表太平洋贝尔对美国航天政策提出修订意见。

1987-1994年任邮电部经济技术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负责电信发展战略和技术经济方面的研究工作。

1989-1996年回到斯坦福大学进行博士后研究，曾负责中国多项技术引进项目，并参与联通公司筹备工作；曾任世界银行电信政策和发展战略顾问。

1997-1999年回国重任邮电部经济技术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负责中心的科研工作，向国务院**提交过中国电信重组方案。

1999-2000年在信息产业部电信研究院从事中国电信和信息产业政策及企业经营策略的研究工作；代表中国参加国际电信联盟的会议及工作。

2005年，他一次次站在了风口浪尖。针对IT业界的种种热点现象，他不遗余力地进行抨击。被他抨击的**都是人们关注的，观点也一个比一个尖锐，不少人开始怀疑这种抨击的用意了，他也因此成为一个中国为数不多的受争议的学者。

十大杰出**人物评选候活动选人，入选理由：电信揭黑**人

阚凯力表示电信业受金融危机影响相对制造业较小，但内因冲击非常大。他认为电信企业做的非常大，电信高增长是不正常的，电信行业的两件大事――发放3G牌照和启动TD都是皇帝的新衣。利用TD体现科技创新从而拉动经济是在回避科研体制根本转型的问题。

阚凯力认为，全球3G运行商都在赔钱，包括李嘉诚，中国并不适宜推3G。

阚凯力强调2004年电信业高管轮调以及目前的合并没有论证过程，体现了决策合理化和科学化不够。国资委成立后，要求做大做强，保值增值，结果却是与民争利。他同时建议制造业应审时度势，面对危机可早掉头，因为制造业不像电信业的沉没成本那么大。

“TD式创新”不可取

TD-SCDMA从来就不是什么“自主知识产权”，而是西门子把欧洲淘汰的东西“赠送”给大唐公司，在世界各国“懒得理你”情况下，2000年5月被国际电联批准为国际标准。